中医谈情志养生第 2 页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序中畅言养生的重要性，同时责怪和痛斥时医、时人无视养生，是“举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准名利是务”，实在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劝导世人要重生命，固根本，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理”。可见，关于情志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仲景当时已比《内经》作者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国时名医华伦，不畏杀身之祸，以激怒疗法治愈太守笃病的事迹，见于《后汉书》的记载而广为人知。他还“晓养性之术”，重视心理卫生。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专有“养性”之论，不仅整理了唐以前有关调神养心方面的论述，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在“道林养生”中的十二少、十二多，皆是对情志保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认为七情的刺激是三大类致病因素中的一大类，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在其所著《儒门事亲》中，极为重视心理治疗，对于《内经》的“以情胜情”疗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还创造了“习以平之”等意疗方法。

　　明、清时期，心理保健学说有了新的开拓和特点，如《摄生集览》中提出“养神为首”，即虽然保养之法可数以万计，但养神是第一位的。在睡眠与精神的关系方面认为，指出不寐与情志有关，倡导“入寐之法，首在清心”。在《遵生八笺》中还提倡鉴赏书画、文房四宝、各种花卉及游览、登高等活动，以陶冶精神，实为当今旅游、登山以健心身观点的理论之源，至今仍给我们以方法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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