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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对中医的形而上的解读
――读《医道――身国共治的人本文明》随想
正当国人为中医问题争论不休之际，佛家子弟乐后圣的《医道》出版了。中国历史上，医与道、儒、释联系紧密，道、儒两家一直名医辈出，医著甚丰，佛家专论中医的著作却不多见。然而本书的非凡之处不在于作者的佛家身份，而在于它不仅从医学的角度阐释了中医的医术、医理，并将其与儒、道、释三家的互动及影响一一对比，而且将中医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境界――医道。
医，对现代人首先意味着术和器，而西医的特征尤其如此。我曾经看见一西医打开其药箱，结果我顿时乐了，因为跟木匠的箱子差不多，各类刀、斧、钳、锯一应俱全。那么中医的药箱呢？对了，中医的百宝箱都在天地人之中。《医道》告诉我们，中医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当今世界超一流的养生健体、防病治病之法、之器、之术，但它同时又超越这些法、器、术而成为道。既然是道，则不仅能医病健体，而且能治国安邦，甚至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大同。所以医道被乐后圣称为“身国共治的人本文明”，而这也正是《医道》的副标题。如此说来，中医岂只不能放弃，它势必引起国家领导乃至全体中国人的重新思考，它必须在重新定位之后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写进宪法，而中医发展战略也必须从政治、经济、医学、教育、外交等各方面全面系统地列入国策。
我曾固执地认为中国人会灭了中医，就像印度人灭了佛教、亚伯拉罕的子孙灭了基督教那样。可佛教和基督教毕竟在东亚和欧美地区发扬光大了，所以我只敢想：但愿中医也能像佛教和基督教一样在其诞生地之外弘扬开来。可是，难道我们非得先灭了它才能发扬它吗？读了乐后圣的《医道》，我果然对中医在中国的复兴添了一份信心。我甚至想，退一步讲，即使中医在中国没戏了，在外国也会有戏，而且一定很精彩。其实，从更广大的历史和文明视角看，西医乃至西方科学、文化的局限性已日益明显，而东方文化正好可以续上这个轮流的风水，与其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中医在海外弘扬的障碍主要是语言和文化，而语言又是文化的核心。但这些障碍都会在未来逐渐消除，只是时间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只是时间问题，而中国文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倍受打击的自信心似乎也在随中国经济的崛起而重新抬头。但文化复兴不是一蹴而就的，对自己文化的重新评判和定位是基础。中国文化乱象已久，到文革时期已被国人自毁到了极限，因此必须首先正本清源，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找到民族文化复兴的跳板。真正的乱世不是战争之乱，而是人心之乱，而这正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写照。《医道》为我们做的，就是在文化的制高点，也就是从形而上的高度为中医及中国文化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以正国人之心。
由于种种神奇的机缘，我深切领略到中医的伟大和美丽，也看到了它处境的悲哀与荒谬，于是放弃了从前的职业，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复兴中医的事业中。过去两年中，我遍访各地各类中医人士，其中有民间的也有学院派的，有城里的也有乡下的，有道士也有和尚。在寻医访道过程中，我常常碰到一些人对中医忧心如焚，尤其对“中医不科学”的说法表现出极大的愤怒，这时我会津津有味地说：如果有人说中医不科学，那您就该说，对，中医当然不科学！说中医是科学实在贬低了中医，因为中医是超越科学，并包容科学的！何故？中医给中国人医了几千年的病，既有神奇的疗效，又有系统的理论，能说它不科学吗？可是当今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也无法解释中医的理论和疗效，你又怎能说它不超越科学？再说，什么是科学？其定义至今众说纷纭。早期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通称为哲学，到后来才分科别类，是为科学，亦即分门别类之学问的总称。说白了，科学只是一门学问，并非真理。不过，认定中医不科学的人，其科学的定义是明确的，那就是西方的实证科学。问题是宇宙间太多的现象是无法用科学来实证的，上帝、宇宙、生命，当然还有中医的经络、穴位、气等等至今还难被科学证明。所幸，我的“极端言论”如今有了理论支持，这就是乐后圣的《医道》。本书由论医而论道，由医学而哲学，由形而下而形而上，对医道如何超越、指导科学乃至人类文明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坚实不虚的理论依据就是神奇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
《医道》以《黄帝内经》为基础拓展了以人为本的生存权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用乐后圣的话说，他“以社会哲学的视角触及人类生存哲学《医道》，是为了突破受西方文明冲击缺乏自信的现代中国人单纯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界限，使人类狭隘地依赖科学主义、靠器械关怀生老病死的道德境界得以升华。”综观全书，它从头到尾都在传递一个我笃信不已的信息：中医不仅是医术，而且更是医道。何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中医之所以神奇，是因为它既是器又是道。何以道就能弘扬世界？用现代人的语言解释，道就是真理，而真理是没有国界的。
医能进入道的境界，是中国人的杰作，也是中国人对人类的贡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医不是停留在医术和器物的境界，它全面吸收了中国文化中道家、儒家、墨家乃至后来传入的佛教等东方文化思想的精髓并予以融会贯通，形成了身国共治的医道，并由此影响了其他思想和文化，而医道之集大成者正是《黄帝内经》。我曾看过长篇电视记录片《黄帝内经》，里面有对当今大学生和路人的随机采访，结果被采访者十有八九不知《黄帝内经》为何物。由此可见中国医道之沦落。依我之见，把《黄帝内经》的经典章节和语录列入中国大中小学的课本都不为过。这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内容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中医典籍，居中医四大经典之首，历来被奉为我国“医学之祖、医术之母”。它约成书于秦汉时代，它托名黄帝与岐伯的对话，直接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和谐，由此可见它从来就不仅仅只关注人的身体和疾病，而且全方位关注天地人和谐，所以自古以来它就是人类关爱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东方智慧，也是人类疗治疾病与瘟疫的灵兰秘典，这部人类的思想圣典直接影响了东方儒释道医等传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集中阐述了人类社会天地人和谐中正平和的思想。而天地人的和谐发展正是目前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难题。
《医道》作者为了警醒国人，旁征博引，以求正本清源，可谓用心良苦，情真意切。他本是佛家弟子，却精心钻研了儒、释、道、医的几乎所有重要经典和西方宗教、文化和哲学的有关专著，并从中总结出东方文化的精髓――医道。他之所以将触觉伸展到中医，是因为他发现中医养生、防病、治病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普遍有效的济世价值，而且中医的思想、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天地人的和谐之道、治国之道有太多的因缘，因此他悠哉游哉，打坐入定，一气写就了这本气势磅礴、通古博今的煌煌巨著。
《医道》共分为六部分，除第三部分“内经解析”是系统地解析、解密《黄帝内经》的文本内容外，其余篇章从头至尾都在以医论道或以道论医，亦即以《黄帝内经》为参照、为源泉、为宝库，系统阐发了由此而生的哲学、文化、文明乃至至高无上的道。其第二部分“大地寻经――华夏大地的医道文明”，从开篇就提出了一个令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五行。说熟悉，是因为中国人对此名词几乎无人不晓，说陌生，是因为国人对其代表的深刻内涵和意义几乎完全不知。依乐后圣的看法，中国古代人民最伟大的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中医的“五行”。如果非要拿四大发明和五行做比较，那只能是大跌身价，因为四大发明不过是一技一术，而“五行却沉淀着中华民族卓越的科学智慧。它以敏锐的哲学思辨，读出了宇宙演化的真谛――国外科学家在18世纪还没有找到的‘宇宙演化密码’。”
乐后圣认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又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进一步抽象后形成了五行学说。五行学说认识到人的生命活动，既不是内在器官的孤立活动，也不是与外在环境毫不相关，而是人体中的各种脏器具有的相生相克的联系控制关系，与周围事物有关，特别是自然界四时节气的变化，也同样存在着资生、制约的联系控制关系。这就使《黄帝内经》体系的形成具备了理论基础，创立了‘天人相应’的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整体观念。”“医道，就是以五行为推论工具，用相生相克的规律，将宇宙万物统统纳入五行行列，并以五行之间的相互生化和制约，来阐述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什么是五行而不是其他来做评判、归纳物质属性的公式？我们就跟着乐后圣一起站在古人的位置上，去回答这跨越时空的疑问吧！他带着我们以平和的心，依循《黄帝内经》走近《医道》。是的，五行、阴阳，医道的一切玄机都由此而生。无论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家学派，在天人关系问题上都主张天人相通或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人道源于天道，天道蕴含人道，“人之始生，得于天也。”因而天道和人道并非平起平坐，天道比人道更为根本，从本源上看，人道是从天道派生的，并隶属天道。天地人三者是一致的。天人合一和天地人三者一致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有机的宇宙整体观。
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从形而下的器向形而上的道升华的过程。乐后圣认为，“在西方，18世纪以前，哲学研究的重点是世界的本源和认识论问题，哲学家还没把人与自然、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统一起来探讨，因此造成了人与自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割裂，这便进一步导致了当今人对自然界片面索取和对自然法则的公然践踏。此外，科学技术也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文明发展的源泉，又是现代种种罪恶的原因。因此，对现代科技必须反思，对现代生活方式也必须重估。”但是单纯依赖中国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吗？乐后圣对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与中医的相互影响进行了一一对比的分析，结果是：儒、释、道在中国的发展都是相互影响的，但它们互相影响的灿烂的结果却集中体现在医道上。因为惟有中医才既是形而下的器又是形而上的道，它几千年来既为国人提供治病养生的术、安心怡神的道，又为我们总结了治国安邦的术、和谐天下的道。事实上，我们目前唯一能拿出手而又为外人仰慕的国宝，大概只有中医了。我们还注意到，世界各国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除了学习汉语的，主要是学中医，韩国和日本的学生尤其如此。
中医之道，如何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精髓呢？乐后圣对此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它既与儒家的仁，又与道家的自然，更与佛教的慈悲完全相通相合。如果说老子系统提出了道的概念，认为人必须道法自然，与道合一，那么真正在现实基础上实现天人合一的是儒家哲学。孔子讲人道并没有脱离天道，他认为人道与天道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遵循天地自然之道，所以孔子直接用道指人道。在他看来，做好了人道，也就尽了天道，天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它只是一种客观的自在性，因而天道就寓于人道之中。可惜“儒家反对老子的消极无为而力主积极有为，但是在天人关系上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由老子的被动屈从天道走向了以人道取代天道的主观主义。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在天人、主客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家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天人、主客直接究竟应该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的和谐、合一关系？正是在解决这样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医道中关于天人合一、主客依存的观念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可贵的思想资料，它虽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却提出了问题，并且蕴含了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思路，这就是天人合一、主客依存、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理想境界。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所要探求的也就是一条如何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现实道路。”如果认真阅读《黄帝内经》，便会发现此道无处不在，贯穿首尾。
由五行进一步抽象，便自然会得出一个更加根本性的中医基本概念――阴阳。阴阳并非中医的发明，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自然的生根、落脚的土壤，阴阳的概念也由此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乐后圣认为，“医道中的阴阳和合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灵魂和基因，集中体现了东方辨正思维的独特价值，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全部智慧。阴阳和合是对阴阳矛盾关系的一种高度抽象，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看，也只有具体分析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结识宇宙万物一物两体、阴阳和合的普遍特性。《易经》中，阴阳观念是潜在的或隐含的，在《易传》中，阴阳范畴及其观念才以纯粹思想的形式出现了。《易传》具体阐明了道与器的关系，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它更进一步深刻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进一步把道的实质归结为其内部的阴阳矛盾运动。”《医道》说，“在我国传统哲学中，阴阳概念能从日常经验语汇升华为哲学范畴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特定的地里环境、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长式统治形式以及严格的等级观念等多种因素自觉不自觉作用的结果。由阴阳和五行这两个医道中的基本概念来观察世界，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如何事物都是阴阳和合体，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阴阳，无物不是阴阳，于是医道也可用于指导人类认识与活动的指南。”而这正是《黄帝内经》最基本的论点。
对于当今以科学为衡量事物唯一标准的人，乐后圣这段对道的阐述极具启发：
“‘道’是虚空的，无形无象又无极。它超越了人类感觉器官的察知范围，也超出了所有仪器的测知领域。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一件能摆脱它的制御。人类所有的测知手段之所以不能测知它的实存，那是由于人类的所有测知手段都只能测知某些极化事物。但是“道”却是众极化之本，是唯一的无极化场，所以就不能被测知。但是人们并没想到自己所采用的所有测知或感觉能力，都是因‘道’的无极化之统一能力而显现的。就象寓言故事所讲的，这是‘骑驴觅驴’”。
从阴阳、五行、精气神与儒、释、道的比较之中归纳出医道后，乐后圣悲天悯人的情怀并没有得到彻底宣泄，他将医道进一步推论，认为在全球化的文化整合中，惟有医道精神的复归，才能使中国在当代的“文化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如此，博大精深的医道精神对于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也有与西方文艺复兴才可媲美的伟大意义。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与此相伴的是日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和人文中的文化精神通过新的经济体系和科研体系发生作用，大量的规则、法律、理念、价值观必须由各国认可才可有效，忽略了体制和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很难真正建立。“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其结果是在某种意义上或某种层面上，一种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文化开始生成。”
但乐后圣并非简单用肯定或否定做结论，他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精神对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改造，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性质上，远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所导致的变革，前者所代表的不是文化精神的断裂、质变或根本性重建。具体说来，传统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的基本文化要素是经验、常识、习惯、天然情感、宗法血缘关系等自在的文化要素，而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基本文化要素是理性、信息、科学、规则、契约、平等、创造性、主体性等自觉的文化要素，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或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精神的内在要素同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基本文化要素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本质一致；所不同的是后现代文化精神或全球文化时代的文化精神扬弃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某种极端性或专断性，从而赋予理想文化精神以合理和更完善的形态。”
为了让受西方科学和哲学熏陶已久的文化人理解道，乐后圣在纷繁的中医和中国文化概念中将医道阐释为一种哲学，即被他命名的中国医道哲学。他认为这既是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和哲学不同的道的形而上学。它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并且具有超越的性质。既然上升到如此高度，“那么我们思考和处理问题，只有会通医道，只有摆脱具体经验实在的纠缠，才能以医道哲学的超越精神求得解脱，才能不为近物所蔽，在波澜宏大的世界根本变化中找到出路。”所以，“复归道的形而上学就是复归这种哲学的宇宙本体论和价值论，归复医道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归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自然，这种归复不是倒退，不是复古，不是退回道中国文化的原始状态，不是重新实行蒙昧主义或神秘主义，而是以高度的理性从人类文化和哲学的广阔视野中挖掘、开发中国道的形而上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并融会时代精神，对它的基本范畴、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或完成它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其目的在于重新振兴中华民族医道哲学周行不殆、创造不已、刚健文明、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关于医道与天道的关系，乐后圣指出，“医道与天道是相通的，都是指那个被抽象出来的无形无名的最高存在，即形而上的道。医道就是指这种超越形器的无形无象的最高存在。不管叫它天道也好，理也好，还是叫它无形无名者或大宗师也好，它只有在超越形器的意义上，才是我说的医道，才是最高的存在形式，才是文化和哲学的医道本体。”如此，中国的医道不仅成了哲学，而且是以医道为本体论的哲学，它作为宇宙法则秩序纯粹的理性认识形式，构成了中国医道哲学的纯理念、纯知识系统和形而上学的超越精神。这个哲学体系既表现为儒家《易传》所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运演体系，也表现为道家老子所说的“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无观其妙，以有观其微两者同出而异名的玄学体系。太极也好，无极也好，有也好，无也好，都是医道的存在形式。有了这个哲学体系和文化精神，中国人看问题、想问题就不再局限于经验实在和生活的细小，而是知周乎万物，会通医道以应变无穷了。同样，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也就不再是一个爬行的民族，而是一个提神太虚、穷神知化、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民族了。
乐后圣认为，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形而上的医道，也不能把它仅仅当作纯粹的范畴概念和形式逻辑来看待，还应该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上对它进行把握。这样才能抓住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的根本价值精神，才能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才能以形而上学的医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这才是目地所在！既然医道被当成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它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他认定“每个民族都有其最高的范畴和最高的文化精神。这种范畴和精神的存在虽然属于形而上学，但它却是各民族生命本源和价值源头的所在。如果他们的生存活动不与这个形而上学的本源联系起来，或者割断了这种联系，那么生命和生活也就变得荒诞，变得没有意义和价值了。所以‘上帝与逻各斯同在’是西方国家和民族的魂，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道也如此。中国文化和哲学几千年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道的观念，始终没有离开形而上的医道本体。从原始儒家、道家、墨家，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整个文化思想和哲学体系都是围绕形而上的道发展演变的。道是最高范畴，是最根本性的存在，其他的一些范畴概念都是由它推导演变出来的。天道、地道、人道，天道中的阴阳、五行、动静、刚柔，人道中的心性、仁义、善恶、真理、博爱等，无不是从最高的范畴道中引申出来的，无不是医道的存在形式和形态，它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文化的最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本原和价值源头所在。它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力量，以至于任何个别民族的文化都无法与它抗衡。虽然它几度遭异族文化入侵，但由于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太强大了，异族文化对其破坏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它融化、整合，而它依然巍巍存在，荡荡不绝，常运不息。”
既然将医道视为一种哲学，乐后圣也将其与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罗马的三大哲学体系相比，并认为中国的医道哲学较之印度、希腊、罗马哲学更能为新的文明融合提供哲学基础。这么说并非出于民族优越感，而是出于对三种哲学的理性认识。从形而上的本体论上讲，中国医道哲学既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局限于实体的有，也不像印度哲学那样追求空寂、死灭的无，而是宇宙法则的抽象，是无形无象的宇宙法则见诸万物生化流转不同过程的抽象，是以有无之间的变化说明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转、相续不断。这不仅非常微秒，而且可以给现代各门科学研究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根据。
此外，中国医道哲学不仅在本体论、知识论上可以为各种科学的发展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依据，而且在价值论上也更有利于社会人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道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是根本割裂的。谈科学理性、知识逻辑，就根本不要谈本体论、价值论的存在，因为它属于与价值判断无涉的纯粹理性问题，而后者是价值判断问题，与科学理性或知识理性无关。同样，谈宗教信仰问题、善与恶问题，谈形而上的本体存在问题，也是与经验知识、科学理性或目的工具的合理性无涉的，因为它属于形而上学的独断，属于纯粹的价值判断问题，一句话，是属于宗教真理性或价值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