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就上档次,用西医理论、西医思维来研究中医、分析中医似乎就符合发展的潮流,在论文中运用现代的实验数据、统计数据似乎就是科学的象征。这些原本亦无可厚非,但这样一来,使得中医走上了一条日益西化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中医临床治病不求中医医理、中药药性,望闻问切成为形式,疗效不显著,病人不信任,形成了中医现今无奈的局面。”
这里所说的中医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正是乐后圣在本书中不断呼唤的医道哲学的价值与精神。目前的现状是:国人从四面八方,上下其手,以西医和西方科技的价值体系全面打压、毁灭中医,尤其想毁灭我们自己的最高范畴和价值:医道。当然,既然是道,就不可能被人毁灭,因为连人自身也只是这道的一部分。中医正在以自己的兴衰起伏见证其自身蕴含的大道,亦即阴阳之道,相生相克之道。医道衰落了,但还没灭亡。就我亲眼所见,如今中医教学体制出来的有文凭有执照的人,大多不会看病,甚至根本不会号脉,流传千年的师承体系被放弃,中医学院的主课居然没有《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医研究生考研居然不考古文却考英文,如此教育,医道焉存?而我所见到的好中医,无论是用药的、用针灸的还是推拿、点穴的,几乎都不是现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确切地说,好中医都是在现行体制的打压下顽强生长出来的中医奇果。比如我云游到深山里发现的一位中医奇人,他不用药也不用针,只用双手点穴,居然治好了大量因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各类瘫痪疾病,包括偏瘫、全瘫等等。本来,非药物治疗是最典型、最应在全球提倡的自然疗法,现在却成了当局清理的对象。好在他地处偏远,加上他的疗效实在神奇,病人几乎都是被抬着进来走着出去,而且他们大多是大医院医治无效的病人,所以当局才拿他没办法。单从这一现象就可以想象中医的教学与医管体制荒谬到何种程度!我有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中医朋友,他在一家大医院的中医专家门诊部坐诊,由于他的中医水平属罕见的一流,他坐诊之日病人要排长队挂号。可惜他的功夫不是从课本上学的,而是荒废了西医、英文等课程而跟了几年师父才学会的,他如今已经有十几年临床经验,治愈病人十几万,可惜就连他这样的中医高手,至今还没有行医执照,因为他必须参加与中医无关的数学、英语和西医知识的考试。于是他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在医院作为特例行医。试问,国外的西医会被逼去考中文和中医才发给行医执照吗?
中国人,离医道远矣!一方水土可以造就一方文明,但也可以毁了这文明,人类历史上从来不乏此类先例。比如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印度却灭了佛教,结果佛教生根、开花于东亚、东南亚;基督教产生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但当地人灭了基督教,结果基督教最终根植、辉煌于欧美。中国蕴育、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医,中国人是否一定要毁之而后快呢?生存,还是毁灭?我们不仅拭目以待,而且更在以各自的行动促成之。我时常想,如果用中医原理来论,五脏之中心为首,因为心乃君主之官,即如同君王一样重要,故主明而下安,主不明则下乱。国家领导就如同一国之心,而中医的管理者、教育者、立法者大约如同肝、脾、肾之类。若主不明医道之深远博大,不知此乃身国共治的文明,谁能改变中医之现状?故主不明,下必乱!
医道不归,中医将亡!而医道亡,即意味着中华民族之最高价值范畴与精神的消亡,那时中华民族已不复为中华民族!也许,该灭的就得灭,该亡的也得亡,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许只有“否极”才能“泰来”,是谓泰卦。
吾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为了让受西方科学和哲学熏陶已久的文化人理解道,乐后圣在纷繁的中医和中国文化概念中将医道阐释为一种哲学,即被他命名的中国医道哲学。他认为这既是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和哲学不同的道的形而上学。它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并且具有超越的性质。既然上升到如此高度,“那么我们思考和处理问题,只有会通医道,只有摆脱具体经验实在的纠缠,才能以医道哲学的超越精神求得解脱,才能不为近物所蔽,在波澜宏大的世界根本变化中找到出路。”所以,“复归道的形而上学就是复归这种哲学的宇宙本体论和价值论,归复医道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归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自然,这种归复不是倒退,不是复古,不是退回道中国文化的原始状态,不是重新实行蒙昧主义或神秘主义,而是以高度的理性从人类文化和哲学的广阔视野中挖掘、开发中国道的形而上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并融会时代精神,对它的基本范畴、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或完成它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其目的在于重新振兴中华民族医道哲学周行不殆、创造不已、刚健文明、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关于医道与天道的关系,乐后圣指出,“医道与天道是相通的,都是指那个被抽象出来的无形无名的最高存在,即形而上的道。医道就是指这种超越形器的无形无象的最高存在。不管叫它天道也好,理也好,还是叫它无形无名者或大宗师也好,它只有在超越形器的意义上,才是我说的医道,才是最高的存在形式,才是文化和哲学的医道本体。”如此,中国的医道不仅成了哲学,而且是以医道为本体论的哲学,它作为宇宙法则秩序纯粹的理性认识形式,构成了中国医道哲学的纯理念、纯知识系统和形而上学的超越精神。这个哲学体系既表现为儒家《易传》所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运演体系,也表现为道家老子所说的“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无观其妙,以有观其微两者同出而异名的玄学体系。太极也好,无极也好,有也好,无也好,都是医道的存在形式。有了这个哲学体系和文化精神,中国人看问题、想问题就不再局限于经验实在和生活的细小,而是知周乎万物,会通医道以应变无穷了。同样,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也就不再是一个爬行的民族,而是一个提神太虚、穷神知化、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民族了。
乐后圣认为,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形而上的医道,也不能把它仅仅当作纯粹的范畴概念和形式逻辑来看待,还应该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上对它进行把握。这样才能抓住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的根本价值精神,才能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才能以形而上学的医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这才是目地所在!既然医道被当成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它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他认定“每个民族都有其最高的范畴和最高的文化精神。这种范畴和精神的存在虽然属于形而上学,但它却是各民族生命本源和价值源头的所在。如果他们的生存活动不与这个形而上学的本源联系起来,或者割断了这种联系,那么生命和生活也就变得荒诞,变得没有意义和价值了。所以‘上帝与逻各斯同在’是西方国家和民族的魂,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道也如此。中国文化和哲学几千年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道的观念,始终没有离开形而上的医道本体。从原始儒家、道家、墨家,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整个文化思想和哲学体系都是围绕形而上的道发展演变的。道是最高范畴,是最根本性的存在,其他的一些范畴概念都是由它推导演变出来的。天道、地道、人道,天道中的阴阳、五行、动静、刚柔,人道中的心性、仁义、善恶、真理、博爱等,无不是从最高的范畴道中引申出来的,无不是医道的存在形式和形态,它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文化的最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本原和价值源头所在。它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力量,以至于任何个别民族的文化都无法与它抗衡。虽然它几度遭异族文化入侵,但由于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太强大了,异族文化对其破坏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它融化、整合,而它依然巍巍存在,荡荡不绝,常运不息。”
既然将医道视为一种哲学,乐后圣也将其与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罗马的三大哲学体系相比,并认为中国的医道哲学较之印度、希腊、罗马哲学更能为新的文明融合提供哲学基础。这么说并非出于民族优越感,而是出于对三种哲学的理性认识。从形而上的本体论上讲,中国医道哲学既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局限于实体的有,也不像印度哲学那样追求空寂、死灭的无,而是宇宙法则的抽象,是无形无象的宇宙法则见诸万物生化流转不同过程的抽象,是以有无之间的变化说明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转、相续不断。这不仅非常微秒,而且可以给现代各门科学研究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根据。
此外,中国医道哲学不仅在本体论、知识论上可以为各种科学的发展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依据,而且在价值论上也更有利于社会人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道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是根本割裂的。谈科学理性、知识逻辑,就根本不要谈本体论、价值论的存在,因为它属于与价值判断无涉的纯粹理性问题,而后者是价值判断问题,与科学理性或知识理性无关。同样,谈宗教信仰问题、善与恶问题,谈形而上的本体存在问题,也是与经验知识、科学理性或目的工具的合理性无涉的,因为它属于形而上学的独断,属于纯粹的价值判断问题,一句话,是属于宗教真理性或价值理性问题,而不属于科学真理性问题。
乐后圣坚信,“文化中最能影响一个国家信仰、信念、道德理想及根本精神的,不是其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及浅薄的物质生活方式和自然知识,而是它的形而上学及与其本体论、价值论有关的宗教、艺术、伦理道德。因此研究文化,必先研究形而上的本体论学说。研究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生息绵延几千年的原因所在,以及这种生息绵延遵循着怎样的价值理想和历史法则”
依我看,哲学、科学、本体论、经验论、价值论、知识论这些词语和概念,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东西,一般人光读这些词脑子就乱了,更谈不上理解。但是总体上国人又已经被这些所谓主流文明的东西熏陶太久,于是退而求其次,论述也只有用这些词来兜圈子。其实,最容易让国人深刻而准确理解的概念,还是一个“道”字。是的,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就是那超越器形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御的玩意儿。当然,还有个更通俗而神奇的词:悟道。道,最终不是靠理解和推论的,而是要悟的。
而“医道本体之所以是真实无妄之体,是因为它不是虚幻,不是梦境,不是主观臆测,也不是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的独断。从本质上说,医道本体是宇宙普遍存在的阴阳交合、化育万物之法则的抽象。不管抽象得多么高,多么玄秘,它仍然是这个法则。西方自然哲学或现代科学哲学有许多理论范畴和概念解释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转,但中国医道哲学只有一条法则或定律,那就是阴阳对立统一及其动静、虚实、开合、进退的变化。它虽然不像西方知识论哲学那样精细,然而却能解决西方哲学和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人体经络问题,原子结构的测不准原理及其宇宙的红移问题,西方哲学和科学很难解释,然而从中国医道哲学的乾坤大演论来看,则无非是阴阳之道、乾坤之理及其所显现的阴阳、动静、虚实、开合、进退之象。”如此看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能过历经磨难而不灭,全在于有医道本体的价值源头。而中华民族也就是一个“唯道是从”的民族,是一个以道的存在为生存哲学与性命之理的民族。因此,乐后圣的结论是:医道本体者,中华民族价值之本体与源头也!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及历次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运动,已经大大削弱、破坏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与价值精神。而且人们至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削弱、破坏这个文化体系和精神,使民族生活与它割断。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对它最严重的打击,那些为维护中国文化哲学根本精神及其价值主体的人物几乎全部遭到批判,虽然文革后有些人被平反,但这多半个世纪文化论战、论争的是非功过,并没有任何改变。既然医道承载在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精神,中医离道也就是中国人离道的具体表现。最近出现的“取消中医”的闹剧,正是中国人自毁文化的传统的延续。我以为,这场闹剧很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它至少让国人重新认识到中医及其问题的存在,这一点可以从《走近中医》一书的序言中看得最清楚:
“数十年来,中医经过与西医的碰撞和对话以后,其育人模式、用药思路、诊断方式、医理研究等已经越来越多地带上了现代医学的色彩。在这种形势下,中医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用动物和仪器做实验、搞科研,似乎就上档次,用西医理论、西医思维来研究中医、分析中医似乎就符合发展的潮流,在论文中运用现代的实验数据、统计数据似乎就是科学的象征。这些原本亦无可厚非,但这样一来,使得中医走上了一条日益西化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中医临床治病不求中医医理、中药药性,望闻问切成为形式,疗效不显著,病人不信任,形成了中医现今无奈的局面。”
这里所说的中医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正是乐后圣在本书中不断呼唤的医道哲学的价值与精神。目前的现状是:国人从四面八方,上下其手,以西医和西方科技的价值体系全面打压、毁灭中医,尤其想毁灭我们自己的最高范畴和价值:医道。当然,既然是道,就不可能被人毁灭,因为连人自身也只是这道的一部分。中医正在以自己的兴衰起伏见证其自身蕴含的大道,亦即阴阳之道,相生相克之道。医道衰落了,但还没灭亡。就我亲眼所见,如今中医教学体制出来的有文凭有执照的人,大多不会看病,甚至根本不会号脉,流传千年的师承体系被放弃,中医学院的主课居然没有《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医研究生考研居然不考古文却考英文,如此教育,医道焉存?而我所见到的好中医,无论是用药的、用针灸的还是推拿、点穴的,几乎都不是现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确切地说,好中医都是在现行体制的打压下顽强生长出来的中医奇果。比如我云游到深山里发现的一位中医奇人,他不用药也不用针,只用双手点穴,居然治好了大量因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各类瘫痪疾病,包括偏瘫、全瘫等等。本来,非药物治疗是最典型、最应在全球提倡的自然疗法,现在却成了当局清理的对象。好在他地处偏远,加上他的疗效实在神奇,病人几乎都是被抬着进来走着出去,而且他们大多是大医院医治无效的病人,所以当局才拿他没办法。单从这一现象就可以想象中医的教学与医管体制荒谬到何种程度!我有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中医朋友,他在一家大医院的中医专家门诊部坐诊,由于他的中医水平属罕见的一流,他坐诊之日病人要排长队挂号。可惜他的功夫不是从课本上学的,而是荒废了西医、英文等课程而跟了几年师父才学会的,他如今已经有十几年临床经验,治愈病人十几万,可惜就连他这样的中医高手,至今还没有行医执照,因为他必须参加与中医无关的数学、英语和西医知识的考试。于是他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在医院作为特例行医。试问,国外的西医会被逼去考中文和中医才发给行医执照吗?
中国人,离医道远矣!一方水土可以造就一方文明,但也可以毁了这文明,人类历史上从来不乏此类先例。比如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印度却灭了佛教,结果佛教生根、开花于东亚、东南亚;基督教产生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但当地人灭了基督教,结果基督教最终根植、辉煌于欧美。中国蕴育、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医,中国人是否一定要毁之而后快呢?生存,还是毁灭?我们不仅拭目以待,而且更在以各自的行动促成之。我时常想,如果用中医原理来论,五脏之中心为首,因为心乃君主之官,即如同君王一样重要,故主明而下安,主不明则下乱。国家领导就如同一国之心,而中医的管理者、教育者、立法者大约如同肝、脾、肾之类。若主不明医道之深远博大,不知此乃身国共治的文明,谁能改变中医之现状?故主不明,下必乱!
医道不归,中医将亡!而医道亡,即意味着中华民族之最高价值范畴与精神的消亡,那时中华民族已不复为中华民族!也许,该灭的就得灭,该亡的也得亡,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许只有“否极”才能“泰来”,是谓泰卦。
吾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为了让受西方科学和哲学熏陶已久的文化人理解道,乐后圣在纷繁的中医和中国文化概念中将医道阐释为一种哲学,即被他命名的中国医道哲学。他认为这既是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和哲学不同的道的形而上学。它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并且具有超越的性质。既然上升到如此高度,“那么我们思考和处理问题,只有会通医道,只有摆脱具体经验实在的纠缠,才能以医道哲学的超越精神求得解脱,才能不为近物所蔽,在波澜宏大的世界根本变化中找到出路。”所以,“复归道的形而上学就是复归这种哲学的宇宙本体论和价值论,归复医道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归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自然,这种归复不是倒退,不是复古,不是退回道中国文化的原始状态,不是重新实行蒙昧主义或神秘主义,而是以高度的理性从人类文化和哲学的广阔视野中挖掘、开发中国道的形而上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并融会时代精神,对它的基本范畴、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或完成它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其目的在于重新振兴中华民族医道哲学周行不殆、创造不已、刚健文明、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关于医道与天道的关系,乐后圣指出,“医道与天道是相通的,都是指那个被抽象出来的无形无名的最高存在,即形而上的道。医道就是指这种超越形器的无形无象的最高存在。不管叫它天道也好,理也好,还是叫它无形无名者或大宗师也好,它只有在超越形器的意义上,才是我说的医道,才是最高的存在形式,才是文化和哲学的医道本体。”如此,中国的医道不仅成了哲学,而且是以医道为本体论的哲学,它作为宇宙法则秩序纯粹的理性认识形式,构成了中国医道哲学的纯理念、纯知识系统和形而上学的超越精神。这个哲学体系既表现为儒家《易传》所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运演体系,也表现为道家老子所说的“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无观其妙,以有观其微两者同出而异名的玄学体系。太极也好,无极也好,有也好,无也好,都是医道的存在形式。有了这个哲学体系和文化精神,中国人看问题、想问题就不再局限于经验实在和生活的细小,而是知周乎万物,会通医道以应变无穷了。同样,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也就不再是一个爬行的民族,而是一个提神太虚、穷神知化、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民族了。
乐后圣认为,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形而上的医道,也不能把它仅仅当作纯粹的范畴概念和形式逻辑来看待,还应该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上对它进行把握。这样才能抓住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的根本价值精神,才能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才能以形而上学的医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这才是目地所在!既然医道被当成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它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他认定“每个民族都有其最高的范畴和最高的文化精神。这种范畴和精神的存在虽然属于形而上学,但它却是各民族生命本源和价值源头的所在。如果他们的生存活动不与这个形而上学的本源联系起来,或者割断了这种联系,那么生命和生活也就变得荒诞,变得没有意义和价值了。所以‘上帝与逻各斯同在’是西方国家和民族的魂,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道也如此。中国文化和哲学几千年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道的观念,始终没有离开形而上的医道本体。从原始儒家、道家、墨家,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整个文化思想和哲学体系都是围绕形而上的道发展演变的。道是最高范畴,是最根本性的存在,其他的一些范畴概念都是由它推导演变出来的。天道、地道、人道,天道中的阴阳、五行、动静、刚柔,人道中的心性、仁义、善恶、真理、博爱等,无不是从最高的范畴道中引申出来的,无不是医道的存在形式和形态,它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文化的最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本原和价值源头所在。它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力量,以至于任何个别民族的文化都无法与它抗衡。虽然它几度遭异族文化入侵,但由于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太强大了,异族文化对其破坏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它融化、整合,而它依然巍巍存在,荡荡不绝,常运不息。”
既然将医道视为一种哲学,乐后圣也将其与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罗马的三大哲学体系相比,并认为中国的医道哲学较之印度、希腊、罗马哲学更能为新的文明融合提供哲学基础。这么说并非出于民族优越感,而是出于对三种哲学的理性认识。从形而上的本体论上讲,中国医道哲学既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局限于实体的有,也不像印度哲学那样追求空寂、死灭的无,而是宇宙法则的抽象,是无形无象的宇宙法则见诸万物生化流转不同过程的抽象,是以有无之间的变化说明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转、相续不断。这不仅非常微秒,而且可以给现代各门科学研究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根据。
此外,中国医道哲学不仅在本体论、知识论上可以为各种科学的发展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依据,而且在价值论上也更有利于社会人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道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是根本割裂的。谈科学理性、知识逻辑,就根本不要谈本体论、价值论的存在,因为它属于与价值判断无涉的纯粹理性问题,而后者是价值判断问题,与科学理性或知识理性无关。同样,谈宗教信仰问题、善与恶问题,谈形而上的本体存在问题,也是与经验知识、科学理性或目的工具的合理性无涉的,因为它属于形而上学的独断,属于纯粹的价值判断问题,一句话,是属于宗教真理性或价值理性问题,而不属于科学真理性问题。
乐后圣坚信,“文化中最能影响一个国家信仰、信念、道德理想及根本精神的,不是其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及浅薄的物质生活方式和自然知识,而是它的形而上学及与其本体论、价值论有关的宗教、艺术、伦理道德。因此研究文化,必先研究形而上的本体论学说。研究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生息绵延几千年的原因所在,以及这种生息绵延遵循着怎样的价值理想和历史法则”
依我看,哲学、科学、本体论、经验论、价值论、知识论这些词语和概念,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东西,一般人光读这些词脑子就乱了,更谈不上理解。但是总体上国人又已经被这些所谓主流文明的东西熏陶太久,于是退而求其次,论述也只有用这些词来兜圈子。其实,最容易让国人深刻而准确理解的概念,还是一个“道”字。是的,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就是那超越器形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御的玩意儿。当然,还有个更通俗而神奇的词:悟道。道,最终不是靠理解和推论的,而是要悟的。
而“医道本体之所以是真实无妄之体,是因为它不是虚幻,不是梦境,不是主观臆测,也不是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的独断。从本质上说,医道本体是宇宙普遍存在的阴阳交合、化育万物之法则的抽象。不管抽象得多么高,多么玄秘,它仍然是这个法则。西方自然哲学或现代科学哲学有许多理论范畴和概念解释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转,但中国医道哲学只有一条法则或定律,那就是阴阳对立统一及其动静、虚实、开合、进退的变化。它虽然不像西方知识论哲学那样精细,然而却能解决西方哲学和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人体经络问题,原子结构的测不准原理及其宇宙的红移问题,西方哲学和科学很难解释,然而从中国医道哲学的乾坤大演论来看,则无非是阴阳之道、乾坤之理及其所显现的阴阳、动静、虚实、开合、进退之象。”如此看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能过历经磨难而不灭,全在于有医道本体的价值源头。而中华民族也就是一个“唯道是从”的民族,是一个以道的存在为生存哲学与性命之理的民族。因此,乐后圣的结论是:医道本体者,中华民族价值之本体与源头也!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及历次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运动,已经大大削弱、破坏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与价值精神。而且人们至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削弱、破坏这个文化体系和精神,使民族生活与它割断。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对它最严重的打击,那些为维护中国文化哲学根本精神及其价值主体的人物几乎全部遭到批判,虽然文革后有些人被平反,但这多半个世纪文化论战、论争的是非功过,并没有任何改变。既然医道承载在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精神,中医离道也就是中国人离道的具体表现。最近出现的“取消中医”的闹剧,正是中国人自毁文化的传统的延续。我以为,这场闹剧很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它至少让国人重新认识到中医及其问题的存在,这一点可以从《走近中医》一书的序言中看得最清楚:
“数十年来,中医经过与西医的碰撞和对话以后,其育人模
这里所说的中医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正是乐后圣在本书中不断呼唤的医道哲学的价值与精神。目前的现状是:国人从四面八方,上下其手,以西医和西方科技的价值体系全面打压、毁灭中医,尤其想毁灭我们自己的最高范畴和价值:医道。当然,既然是道,就不可能被人毁灭,因为连人自身也只是这道的一部分。中医正在以自己的兴衰起伏见证其自身蕴含的大道,亦即阴阳之道,相生相克之道。医道衰落了,但还没灭亡。就我亲眼所见,如今中医教学体制出来的有文凭有执照的人,大多不会看病,甚至根本不会号脉,流传千年的师承体系被放弃,中医学院的主课居然没有《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医研究生考研居然不考古文却考英文,如此教育,医道焉存?而我所见到的好中医,无论是用药的、用针灸的还是推拿、点穴的,几乎都不是现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确切地说,好中医都是在现行体制的打压下顽强生长出来的中医奇果。比如我云游到深山里发现的一位中医奇人,他不用药也不用针,只用双手点穴,居然治好了大量因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各类瘫痪疾病,包括偏瘫、全瘫等等。本来,非药物治疗是最典型、最应在全球提倡的自然疗法,现在却成了当局清理的对象。好在他地处偏远,加上他的疗效实在神奇,病人几乎都是被抬着进来走着出去,而且他们大多是大医院医治无效的病人,所以当局才拿他没办法。单从这一现象就可以想象中医的教学与医管体制荒谬到何种程度!我有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中医朋友,他在一家大医院的中医专家门诊部坐诊,由于他的中医水平属罕见的一流,他坐诊之日病人要排长队挂号。可惜他的功夫不是从课本上学的,而是荒废了西医、英文等课程而跟了几年师父才学会的,他如今已经有十几年临床经验,治愈病人十几万,可惜就连他这样的中医高手,至今还没有行医执照,因为他必须参加与中医无关的数学、英语和西医知识的考试。于是他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在医院作为特例行医。试问,国外的西医会被逼去考中文和中医才发给行医执照吗?
中国人,离医道远矣!一方水土可以造就一方文明,但也可以毁了这文明,人类历史上从来不乏此类先例。比如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印度却灭了佛教,结果佛教生根、开花于东亚、东南亚;基督教产生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但当地人灭了基督教,结果基督教最终根植、辉煌于欧美。中国蕴育、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医,中国人是否一定要毁之而后快呢?生存,还是毁灭?我们不仅拭目以待,而且更在以各自的行动促成之。我时常想,如果用中医原理来论,五脏之中心为首,因为心乃君主之官,即如同君王一样重要,故主明而下安,主不明则下乱。国家领导就如同一国之心,而中医的管理者、教育者、立法者大约如同肝、脾、肾之类。若主不明医道之深远博大,不知此乃身国共治的文明,谁能改变中医之现状?故主不明,下必乱!
医道不归,中医将亡!而医道亡,即意味着中华民族之最高价值范畴与精神的消亡,那时中华民族已不复为中华民族!也许,该灭的就得灭,该亡的也得亡,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许只有“否极”才能“泰来”,是谓泰卦。
吾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为了让受西方科学和哲学熏陶已久的文化人理解道,乐后圣在纷繁的中医和中国文化概念中将医道阐释为一种哲学,即被他命名的中国医道哲学。他认为这既是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和哲学不同的道的形而上学。它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并且具有超越的性质。既然上升到如此高度,“那么我们思考和处理问题,只有会通医道,只有摆脱具体经验实在的纠缠,才能以医道哲学的超越精神求得解脱,才能不为近物所蔽,在波澜宏大的世界根本变化中找到出路。”所以,“复归道的形而上学就是复归这种哲学的宇宙本体论和价值论,归复医道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归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自然,这种归复不是倒退,不是复古,不是退回道中国文化的原始状态,不是重新实行蒙昧主义或神秘主义,而是以高度的理性从人类文化和哲学的广阔视野中挖掘、开发中国道的形而上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并融会时代精神,对它的基本范畴、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或完成它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其目的在于重新振兴中华民族医道哲学周行不殆、创造不已、刚健文明、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关于医道与天道的关系,乐后圣指出,“医道与天道是相通的,都是指那个被抽象出来的无形无名的最高存在,即形而上的道。医道就是指这种超越形器的无形无象的最高存在。不管叫它天道也好,理也好,还是叫它无形无名者或大宗师也好,它只有在超越形器的意义上,才是我说的医道,才是最高的存在形式,才是文化和哲学的医道本体。”如此,中国的医道不仅成了哲学,而且是以医道为本体论的哲学,它作为宇宙法则秩序纯粹的理性认识形式,构成了中国医道哲学的纯理念、纯知识系统和形而上学的超越精神。这个哲学体系既表现为儒家《易传》所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运演体系,也表现为道家老子所说的“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无观其妙,以有观其微两者同出而异名的玄学体系。太极也好,无极也好,有也好,无也好,都是医道的存在形式。有了这个哲学体系和文化精神,中国人看问题、想问题就不再局限于经验实在和生活的细小,而是知周乎万物,会通医道以应变无穷了。同样,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也就不再是一个爬行的民族,而是一个提神太虚、穷神知化、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民族了。
乐后圣认为,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形而上的医道,也不能把它仅仅当作纯粹的范畴概念和形式逻辑来看待,还应该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上对它进行把握。这样才能抓住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的根本价值精神,才能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才能以形而上学的医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这才是目地所在!既然医道被当成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它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他认定“每个民族都有其最高的范畴和最高的文化精神。这种范畴和精神的存在虽然属于形而上学,但它却是各民族生命本源和价值源头的所在。如果他们的生存活动不与这个形而上学的本源联系起来,或者割断了这种联系,那么生命和生活也就变得荒诞,变得没有意义和价值了。所以‘上帝与逻各斯同在’是西方国家和民族的魂,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道也如此。中国文化和哲学几千年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道的观念,始终没有离开形而上的医道本体。从原始儒家、道家、墨家,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整个文化思想和哲学体系都是围绕形而上的道发展演变的。道是最高范畴,是最根本性的存在,其他的一些范畴概念都是由它推导演变出来的。天道、地道、人道,天道中的阴阳、五行、动静、刚柔,人道中的心性、仁义、善恶、真理、博爱等,无不是从最高的范畴道中引申出来的,无不是医道的存在形式和形态,它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文化的最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本原和价值源头所在。它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力量,以至于任何个别民族的文化都无法与它抗衡。虽然它几度遭异族文化入侵,但由于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太强大了,异族文化对其破坏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它融化、整合,而它依然巍巍存在,荡荡不绝,常运不息。”
既然将医道视为一种哲学,乐后圣也将其与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罗马的三大哲学体系相比,并认为中国的医道哲学较之印度、希腊、罗马哲学更能为新的文明融合提供哲学基础。这么说并非出于民族优越感,而是出于对三种哲学的理性认识。从形而上的本体论上讲,中国医道哲学既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局限于实体的有,也不像印度哲学那样追求空寂、死灭的无,而是宇宙法则的抽象,是无形无象的宇宙法则见诸万物生化流转不同过程的抽象,是以有无之间的变化说明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转、相续不断。这不仅非常微秒,而且可以给现代各门科学研究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根据。
此外,中国医道哲学不仅在本体论、知识论上可以为各种科学的发展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依据,而且在价值论上也更有利于社会人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道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是根本割裂的。谈科学理性、知识逻辑,就根本不要谈本体论、价值论的存在,因为它属于与价值判断无涉的纯粹理性问题,而后者是价值判断问题,与科学理性或知识理性无关。同样,谈宗教信仰问题、善与恶问题,谈形而上的本体存在问题,也是与经验知识、科学理性或目的工具的合理性无涉的,因为它属于形而上学的独断,属于纯粹的价值判断问题,一句话,是属于宗教真理性或价值理性问题,而不属于科学真理性问题。
乐后圣坚信,“文化中最能影响一个国家信仰、信念、道德理想及根本精神的,不是其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及浅薄的物质生活方式和自然知识,而是它的形而上学及与其本体论、价值论有关的宗教、艺术、伦理道德。因此研究文化,必先研究形而上的本体论学说。研究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生息绵延几千年的原因所在,以及这种生息绵延遵循着怎样的价值理想和历史法则”
依我看,哲学、科学、本体论、经验论、价值论、知识论这些词语和概念,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东西,一般人光读这些词脑子就乱了,更谈不上理解。但是总体上国人又已经被这些所谓主流文明的东西熏陶太久,于是退而求其次,论述也只有用这些词来兜圈子。其实,最容易让国人深刻而准确理解的概念,还是一个“道”字。是的,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就是那超越器形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御的玩意儿。当然,还有个更通俗而神奇的词:悟道。道,最终不是靠理解和推论的,而是要悟的。
而“医道本体之所以是真实无妄之体,是因为它不是虚幻,不是梦境,不是主观臆测,也不是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的独断。从本质上说,医道本体是宇宙普遍存在的阴阳交合、化育万物之法则的抽象。不管抽象得多么高,多么玄秘,它仍然是这个法则。西方自然哲学或现代科学哲学有许多理论范畴和概念解释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转,但中国医道哲学只有一条法则或定律,那就是阴阳对立统一及其动静、虚实、开合、进退的变化。它虽然不像西方知识论哲学那样精细,然而却能解决西方哲学和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人体经络问题,原子结构的测不准原理及其宇宙的红移问题,西方哲学和科学很难解释,然而从中国医道哲学的乾坤大演论来看,则无非是阴阳之道、乾坤之理及其所显现的阴阳、动静、虚实、开合、进退之象。”如此看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能过历经磨难而不灭,全在于有医道本体的价值源头。而中华民族也就是一个“唯道是从”的民族,是一个以道的存在为生存哲学与性命之理的民族。因此,乐后圣的结论是:医道本体者,中华民族价值之本体与源头也!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及历次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运动,已经大大削弱、破坏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与价值精神。而且人们至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削弱、破坏这个文化体系和精神,使民族生活与它割断。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对它最严重的打击,那些为维护中国文化哲学根本精神及其价值主体的人物几乎全部遭到批判,虽然文革后有些人被平反,但这多半个世纪文化论战、论争的是非功过,并没有任何改变。既然医道承载在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精神,中医离道也就是中国人离道的具体表现。最近出现的“取消中医”的闹剧,正是中国人自毁文化的传统的延续。我以为,这场闹剧很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它至少让国人重新认识到中医及其问题的存在,这一点可以从《走近中医》一书的序言中看得最清楚:
“数十年来,中医经过与西医的碰撞和对话以后,其育人模式、用药思路、诊断方式、医理研究等已经越来越多地带上了现代医学的色彩。在这种形势下,中医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用动物和仪器做实验、搞科研,似乎就上档次,用西医理论、西医思维来研究中医、分析中医似乎就符合发展的潮流,在论文中运用现代的实验数据、统计数据似乎就是科学的象征。这些原本亦无可厚非,但这样一来,使得中医走上了一条日益西化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中医临床治病不求中医医理、中药药性,望闻问切成为形式,疗效不显著,病人不信任,形成了中医现今无奈的局面。”
这里所说的中医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正是乐后圣在本书中不断呼唤的医道哲学的价值与精神。目前的现状是:国人从四面八方,上下其手,以西医和西方科技的价值体系全面打压、毁灭中医,尤其想毁灭我们自己的最高范畴和价值:医道。当然,既然是道,就不可能被人毁灭,因为连人自身也只是这道的一部分。中医正在以自己的兴衰起伏见证其自身蕴含的大道,亦即阴阳之道,相生相克之道。医道衰落了,但还没灭亡。就我亲眼所见,如今中医教学体制出来的有文凭有执照的人,大多不会看病,甚至根本不会号脉,流传千年的师承体系被放弃,中医学院的主课居然没有《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医研究生考研居然不考古文却考英文,如此教育,医道焉存?而我所见到的好中医,无论是用药的、用针灸的还是推拿、点穴的,几乎都不是现行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确切地说,好中医都是在现行体制的打压下顽强生长出来的中医奇果。比如我云游到深山里发现的一位中医奇人,他不用药也不用针,只用双手点穴,居然治好了大量因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各类瘫痪疾病,包括偏瘫、全瘫等等。本来,非药物治疗是最典型、最应在全球提倡的自然疗法,现在却成了当局清理的对象。好在他地处偏远,加上他的疗效实在神奇,病人几乎都是被抬着进来走着出去,而且他们大多是大医院医治无效的病人,所以当局才拿他没办法。单从这一现象就可以想象中医的教学与医管体制荒谬到何种程度!我有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中医朋友,他在一家大医院的中医专家门诊部坐诊,由于他的中医水平属罕见的一流,他坐诊之日病人要排长队挂号。可惜他的功夫不是从课本上学的,而是荒废了西医、英文等课程而跟了几年师父才学会的,他如今已经有十几年临床经验,治愈病人十几万,可惜就连他这样的中医高手,至今还没有行医执照,因为他必须参加与中医无关的数学、英语和西医知识的考试。于是他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在医院作为特例行医。试问,国外的西医会被逼去考中文和中医才发给行医执照吗?
中国人,离医道远矣!一方水土可以造就一方文明,但也可以毁了这文明,人类历史上从来不乏此类先例。比如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印度却灭了佛教,结果佛教生根、开花于东亚、东南亚;基督教产生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但当地人灭了基督教,结果基督教最终根植、辉煌于欧美。中国蕴育、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医,中国人是否一定要毁之而后快呢?生存,还是毁灭?我们不仅拭目以待,而且更在以各自的行动促成之。我时常想,如果用中医原理来论,五脏之中心为首,因为心乃君主之官,即如同君王一样重要,故主明而下安,主不明则下乱。国家领导就如同一国之心,而中医的管理者、教育者、立法者大约如同肝、脾、肾之类。若主不明医道之深远博大,不知此乃身国共治的文明,谁能改变中医之现状?故主不明,下必乱!
医道不归,中医将亡!而医道亡,即意味着中华民族之最高价值范畴与精神的消亡,那时中华民族已不复为中华民族!也许,该灭的就得灭,该亡的也得亡,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许只有“否极”才能“泰来”,是谓泰卦。
吾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为了让受西方科学和哲学熏陶已久的文化人理解道,乐后圣在纷繁的中医和中国文化概念中将医道阐释为一种哲学,即被他命名的中国医道哲学。他认为这既是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和哲学不同的道的形而上学。它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并且具有超越的性质。既然上升到如此高度,“那么我们思考和处理问题,只有会通医道,只有摆脱具体经验实在的纠缠,才能以医道哲学的超越精神求得解脱,才能不为近物所蔽,在波澜宏大的世界根本变化中找到出路。”所以,“复归道的形而上学就是复归这种哲学的宇宙本体论和价值论,归复医道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归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民族之魂。自然,这种归复不是倒退,不是复古,不是退回道中国文化的原始状态,不是重新实行蒙昧主义或神秘主义,而是以高度的理性从人类文化和哲学的广阔视野中挖掘、开发中国道的形而上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并融会时代精神,对它的基本范畴、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或完成它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其目的在于重新振兴中华民族医道哲学周行不殆、创造不已、刚健文明、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关于医道与天道的关系,乐后圣指出,“医道与天道是相通的,都是指那个被抽象出来的无形无名的最高存在,即形而上的道。医道就是指这种超越形器的无形无象的最高存在。不管叫它天道也好,理也好,还是叫它无形无名者或大宗师也好,它只有在超越形器的意义上,才是我说的医道,才是最高的存在形式,才是文化和哲学的医道本体。”如此,中国的医道不仅成了哲学,而且是以医道为本体论的哲学,它作为宇宙法则秩序纯粹的理性认识形式,构成了中国医道哲学的纯理念、纯知识系统和形而上学的超越精神。这个哲学体系既表现为儒家《易传》所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运演体系,也表现为道家老子所说的“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无观其妙,以有观其微两者同出而异名的玄学体系。太极也好,无极也好,有也好,无也好,都是医道的存在形式。有了这个哲学体系和文化精神,中国人看问题、想问题就不再局限于经验实在和生活的细小,而是知周乎万物,会通医道以应变无穷了。同样,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也就不再是一个爬行的民族,而是一个提神太虚、穷神知化、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民族了。
乐后圣认为,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形而上的医道,也不能把它仅仅当作纯粹的范畴概念和形式逻辑来看待,还应该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上对它进行把握。这样才能抓住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的根本价值精神,才能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才能以形而上学的医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这才是目地所在!既然医道被当成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它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他认定“每个民族都有其最高的范畴和最高的文化精神。这种范畴和精神的存在虽然属于形而上学,但它却是各民族生命本源和价值源头的所在。如果他们的生存活动不与这个形而上学的本源联系起来,或者割断了这种联系,那么生命和生活也就变得荒诞,变得没有意义和价值了。所以‘上帝与逻各斯同在’是西方国家和民族的魂,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道也如此。中国文化和哲学几千年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道的观念,始终没有离开形而上的医道本体。从原始儒家、道家、墨家,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整个文化思想和哲学体系都是围绕形而上的道发展演变的。道是最高范畴,是最根本性的存在,其他的一些范畴概念都是由它推导演变出来的。天道、地道、人道,天道中的阴阳、五行、动静、刚柔,人道中的心性、仁义、善恶、真理、博爱等,无不是从最高的范畴道中引申出来的,无不是医道的存在形式和形态,它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文化的最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本原和价值源头所在。它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力量,以至于任何个别民族的文化都无法与它抗衡。虽然它几度遭异族文化入侵,但由于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太强大了,异族文化对其破坏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它融化、整合,而它依然巍巍存在,荡荡不绝,常运不息。”
既然将医道视为一种哲学,乐后圣也将其与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罗马的三大哲学体系相比,并认为中国的医道哲学较之印度、希腊、罗马哲学更能为新的文明融合提供哲学基础。这么说并非出于民族优越感,而是出于对三种哲学的理性认识。从形而上的本体论上讲,中国医道哲学既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局限于实体的有,也不像印度哲学那样追求空寂、死灭的无,而是宇宙法则的抽象,是无形无象的宇宙法则见诸万物生化流转不同过程的抽象,是以有无之间的变化说明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转、相续不断。这不仅非常微秒,而且可以给现代各门科学研究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根据。
此外,中国医道哲学不仅在本体论、知识论上可以为各种科学的发展提供普遍的理论基础或方法论依据,而且在价值论上也更有利于社会人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道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是根本割裂的。谈科学理性、知识逻辑,就根本不要谈本体论、价值论的存在,因为它属于与价值判断无涉的纯粹理性问题,而后者是价值判断问题,与科学理性或知识理性无关。同样,谈宗教信仰问题、善与恶问题,谈形而上的本体存在问题,也是与经验知识、科学理性或目的工具的合理性无涉的,因为它属于形而上学的独断,属于纯粹的价值判断问题,一句话,是属于宗教真理性或价值理性问题,而不属于科学真理性问题。
乐后圣坚信,“文化中最能影响一个国家信仰、信念、道德理想及根本精神的,不是其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及浅薄的物质生活方式和自然知识,而是它的形而上学及与其本体论、价值论有关的宗教、艺术、伦理道德。因此研究文化,必先研究形而上的本体论学说。研究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生息绵延几千年的原因所在,以及这种生息绵延遵循着怎样的价值理想和历史法则”
依我看,哲学、科学、本体论、经验论、价值论、知识论这些词语和概念,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东西,一般人光读这些词脑子就乱了,更谈不上理解。但是总体上国人又已经被这些所谓主流文明的东西熏陶太久,于是退而求其次,论述也只有用这些词来兜圈子。其实,最容易让国人深刻而准确理解的概念,还是一个“道”字。是的,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就是那超越器形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御的玩意儿。当然,还有个更通俗而神奇的词:悟道。道,最终不是靠理解和推论的,而是要悟的。
而“医道本体之所以是真实无妄之体,是因为它不是虚幻,不是梦境,不是主观臆测,也不是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的独断。从本质上说,医道本体是宇宙普遍存在的阴阳交合、化育万物之法则的抽象。不管抽象得多么高,多么玄秘,它仍然是这个法则。西方自然哲学或现代科学哲学有许多理论范畴和概念解释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转,但中国医道哲学只有一条法则或定律,那就是阴阳对立统一及其动静、虚实、开合、进退的变化。它虽然不像西方知识论哲学那样精细,然而却能解决西方哲学和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人体经络问题,原子结构的测不准原理及其宇宙的红移问题,西方哲学和科学很难解释,然而从中国医道哲学的乾坤大演论来看,则无非是阴阳之道、乾坤之理及其所显现的阴阳、动静、虚实、开合、进退之象。”如此看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能过历经磨难而不灭,全在于有医道本体的价值源头。而中华民族也就是一个“唯道是从”的民族,是一个以道的存在为生存哲学与性命之理的民族。因此,乐后圣的结论是:医道本体者,中华民族价值之本体与源头也!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及历次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运动,已经大大削弱、破坏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与价值精神。而且人们至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削弱、破坏这个文化体系和精神,使民族生活与它割断。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对它最严重的打击,那些为维护中国文化哲学根本精神及其价值主体的人物几乎全部遭到批判,虽然文革后有些人被平反,但这多半个世纪文化论战、论争的是非功过,并没有任何改变。既然医道承载在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精神,中医离道也就是中国人离道的具体表现。最近出现的“取消中医”的闹剧,正是中国人自毁文化的传统的延续。我以为,这场闹剧很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它至少让国人重新认识到中医及其问题的存在,这一点可以从《走近中医》一书的序言中看得最清楚:
“数十年来,中医经过与西医的碰撞和对话以后,其育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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